目前，我国的垃圾分类工作正处于关键时期。发改委、住建部印发的《“十四五”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设施发展规划》（以下简称《规划》），可谓恰逢其时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《规划》的出台，标志着科学全面反映垃圾分类效果的填埋或焚烧减量化、提升可回收物资源化利用率，智能化分类设备发挥着越来重要的作用。

　　一是以“智”促分优结构

　　《规划》紧扣垃圾分类处理高质量发展要求，与“十二五”“十三五”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相比，在提升设施处理总体能力的同时，更加注重垃圾分类和处理设施的结构性优化。

　　目前，影响垃圾分类结构性优化有以下两方面原因：

　　首先，分类设施设备不足。智能化的分类设施是推动垃圾分类工作的有效保障。而在有些地方，由于分类设施设备不足，居民为了图省事，不管是否可回收利用，均用一个垃圾袋打包，一扔了事。环卫工人回收垃圾时怎么方便怎么回收，既导致了分类效果不明显，也违背于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国家战略。

　　其次，居民的分类意识仍需极大提升。垃圾分类难在居民分类意识的提升以及分类习惯的养成。习惯的养成一方面需要久久为功，另一方面通过智能化的分类设施多功能、多形式的宣传引导奖励措施，使垃圾分类观念深入人心，形成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。

　　第三，分类发展不平衡。整体而言，东部地区总体上进展相对较快，中西部及东北部分地区，受经济条件、人口数量、运输条件等限制，相对而言进展缓慢。比如，东南沿海城市焚烧处理率超过60％，而中西部地区焚烧处理率不到50％。因此，加快老旧分类实施改造，规范垃圾分类投放方式，也被列为《条例》的主要任务。

　　二是以“智”促收建体系

　　垃圾分类产业链与价值链的互融提升是形成长效机制的前提，也是健全可回收物资源化利用体系的必然路径。然而目前，我国垃圾分类“卡脖子”的问题在于，生活垃圾采取填埋方式处理的比重依然较大，生活垃圾回收利用企业“小、散、乱”和回收利用水平低的情况仍普遍存在，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约50％，有较大提升空间。再者，厨余垃圾分类和处理渠道不畅，分类效果不佳，处理后的废料消纳途径存在障碍，设施稳定运行难，处理成本高。

　　在价值链方面，当下的许多企业特别是传统转型企业和人工模式企业，不愿意涉及低价值物，从而导致需要政府托底，不能实现“自我造血”。有数据显示，目前我国共有垃圾分类企业42.4万家，其中山东省以4.9万家位居第一，江苏、河北位列二三位，分别为3.7万家和3.6万家。但是真正实现盈利、甚至达到收支平衡的，寥寥无几。所以，产业链与价值链需进一步重构。

　　因此，《规划》提出，推广具有智能识别、自动计量、自动兑付等功能的回收设施，实现可回收物智能分类回收。推动可回收物资源化利用产业链向规模化、规范化、专业化转变。

　　三是以“智”替人强监管

　　《规划》聚焦生活垃圾分类投放、分类运输、填埋处理、厨余处理等防控关节点，强调进一步摸排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监管全过程，健全检测网络体系、依据大数据、物联网、云计算等新兴技术，加快建设全过程管理信息共享平台，通过智能终端和设备进行数据采集，进一步提升垃圾分类处理全过程的监控能力、预警能力、溯源能力。

　　目前在有些地区，其运营模式采用的仍是设备为辅、人工为主的定时定点模式，不仅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，也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支出。

　　另外，根据国新办5月11日发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，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02万人，占总人口的18.70%。与2010年相比，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5.44个百分点，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。这也意味着，在人口老龄化，人力成本上升的同时，设备替代人工、实现无人化，也将成为垃圾分类行业发展的必然方向。因此，只有充分发挥人工智能、大数据、智能硬件设备等信息科技产品的作用，才能有效垃圾分类工作高效精细开展，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。

　　例如在杭州市余杭区临平区东湖街道，“智能化全链条垃圾分类模式”正快速在该街道多个小区得到复制，至2020年底，该模式已覆盖街道16个小区、14951户。这些小区以“智”提“质”，以“新”赋能，分类成果显著。从2019到2020年底，投放参与率上升至98%，投放正确率维持在90%以上。

　　《规划》提出，“十四五”时期，我国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设施建设进入关键时期。《规划》的出台，为我国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设施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。在加强顶层设计、完善制度保障的同时，加强智能分类设施的推广普及力度，不断健全可回收物资源化利用体系，进一步加快信息监管平台建设，将成为“十四五”时期垃圾分类目标能否达成的关键因素。